“和谐”这个词曾是前两年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听得多了再对照着现实便知道它有多么讽刺。本片片名“和谐课程”对于影片来说同样如此，现在我凡是看到和“和谐”相关的词组就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是个讲规则的地方，影片中的和谐其实指的是一种秩序和规则。而这种规则分为显规则和潜规则。显规则很简单，就是学校及社会的原有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所熟知的描绘残酷青春的影片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学校和社会的原有秩序失控下导致的潜规则盛行。而这种潜规则往往是横行霸道般的弱肉强食。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原有的社会规则处于真空和失控的状态，学生们在这种失控的状态中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个小团体。这种小团体和小帮派靠地域或阶层模糊划分，而帮派的形成其实是原有社会秩序的延伸和补充，所以他们同样有其内在的规则。《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帮派是靠阶层形成的地域划分的，军队大院子弟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本身就属于社会中较高的阶层。不管是单位分配的生活物质，还是院内的集体设施，亦或是大院内所能享受到的文艺活动，都要远远高于社会上的其他孩子。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孩子们不但经常可以看到《列宁在1918》还可以看到大院外的人无法想象的内参片。于是从军队大院的孩子中所形成的帮派天然地区别于大院外的小团体，他们延续了父辈的社会结构和生存哲学，形成了自己的生存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其实是社会秩序的放大和孩子出身社会之前的一次生存预演。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表现残酷青春的最好的影片，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影片几乎是全方位的为观众描绘了原有社会秩序的崩坏而因此所形成的少年社会。这些少年帮派的形成同样是原有社会秩序的崩塌所造成，而这些帮派又因为各种利益和现实处境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他们的帮派表面上是靠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域属性来划分，但他们又因为生活区域和学校的混杂构成了帮派成分的复杂。小公园帮和眷村帮，本省人和外省人，各帮派看上去各成体系，其实因为利益及生存的趋使互有往来。
相对于这两部描绘残酷青春的影片来说，《和谐课程》显得过于简单。在这部以哈萨克斯坦为背景的影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社会崩坏，或者说影片有意回避了这一重要母题，而对原有社会描绘的缺失就造成了影片中的学生帮派看上去简单而程式化，不接地气，没有生气，就如一场封闭的行为实验。再加上影片阴冷的色调，干净整齐的布景和道具更增加了影片实验的味道。感觉就如你隔着玻璃瓶在看一群动物的缠斗，没有原因，没有结果，就如一个生活片断，看上去精彩，其实毫无意义，当然也缺少价值。影片前半部分将主要场景放置于学校当中，将每一个学生的社会属性简单化，除了学生我们对他们的其他社会属性无从得知。而影片的男主角阿斯兰算是影片中社会属性最为全面的一个，但他没有父母，家中只有一个祖母，而这个祖母的角色也是极其简单。所以看这种影片如果不加以脑补，这种学校内部的帮派之争实在是寡淡无味的。影片后半部分的监狱戏似乎在告诉我们社会体制的崩坏是造成学校秩序的主因，当然我只有如此脑补了，但监狱这段戏在情节和视觉上又割裂于前半部分，以此说明社会的崩坏在影片中并不具有说服力。相比之下对于成年人的社会病态所造成的少年人的成长之痛，影片对此点的描画甚至还不如商业片《大逃杀》。
影片导演大概无力演绎孩子们的社会属性，于是将影片简约化，反而给人一种高格调的艺术片的感觉。但这样的影片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信息缺失，而可笑的是，导演为了补足这一社会链条的缺失，就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补充。影片将镜头对准蟑螂、晰蜴等动物，试图说明人类社会犹如一个残酷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聪明的表达方式，也是半调子艺术片导演的贯用技俩。
对于这部不管是人物还是情节都力求简约的影片来说，导演又偏偏安排了一个模糊的结尾。人到底是不是阿斯兰杀的影片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对于我来说，阿斯兰是否真的杀人其实意味着他是否逃离于学校这种弱肉强食的生物链体系的问题。他若没杀人，便还是个好人，在学校受人欺辱，在监狱的刑讯逼供并没有将他变成一头野兽；而他若真杀了人，说明他已被环境所同化，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下的一分子。影片将杀人结果模糊化，也就失去了它对此事的态度甚至失去了表达的价值。而影片最后的超现实主义情节，只不过是导演预将影片艺术化的表演而已。
影片对人物生存背景的表达缺失让观众暴露于纯粹的感官刺激之下，可影片又不同于其他商业片。如果我们在看商业大片，便可以忽略其中人物的背景和社会属性，影片也可以将人物简单化标准化，但观众知道他们看的是打斗和飚车。但本片在将人物背景简单化的同时又没有给我们一种暴力的感官刺激。所以整个成片上看起来，不但具有商业片人物的简单化，还具有艺术片典型的单调高冷气质。导演似乎在有模有样地学习艺术片速成大法，至使整个影片流于形式。本片将商业片和艺术片所具有的两大天然缺点相结合居然创作出了在电影节如此受捧的电影怪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