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牧歌》影评选编:民族心灵史的诗性书写

2019-09-07 23:34 来源:新疆日报

《远去的牧歌》虽然具有强烈的诗性书写风格,但在诗性书写中呈现出来的,却是深刻的历史感。

该片在电影界获得高度评价,本版特选编一组《远去的牧歌》影评,以飨读者。

《远去的牧歌》:民族心灵史的诗性书写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远去的牧歌》,是一部既荡气回肠又细腻生动、既展开宏大叙事又注重精雕细刻、既回望历史又面向未来、既观照现实又诗性书写的民族心灵史。

它以高远的创作立意、独特的文化底蕴、深刻的美学追求、真诚的艺术态度,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上展现了新疆题材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重大题材电影的新可能、新空间、新境界。

一是秉持正确历史观,深刻展示了时代变迁。

《远去的牧歌》虽然具有强烈的诗性书写风格,但在诗性书写中呈现出来的,却是深刻的历史感。

影片通过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冬、春、夏、秋四个季节的点状时间作为叙事点,通过哈萨克族牧民胡玛尔和哈迪夏两家人的矛盾及其化解展开故事,艺术地表现了哈萨克族传统游牧文化的衰落和以建设牧民新村、定居兴牧为标志的新时代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到来。

影片既有浓烈的“乡愁”意识,对传统的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转场的哈萨克族游牧文化这首“远去的牧歌”抱持一种符合历史逻辑的“爱与哀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同时也有理性的历史眼光,对定居兴牧的新时代展现出拥抱的姿态,这同样符合历史逻辑。正是因为符合历史逻辑,所以观众既能理解影片中对“远去的牧歌”的恋恋不舍,更理解“新时代的牧歌”到来的历史必然。

值得肯定的是,影片对哈萨克族传统游牧文化的反思,就像作为传统象征的胡玛尔老人所追问的:树没了鸟就不来了,鸟不来蝗虫就多了,蝗虫多了草就没了,草没了羊吃什么嘛?在这样带有终极意义的追问中,现代的生态文明观得到彰显。

而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既是哈萨克族牧民必须面对的,更是中国社会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必须共同面对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观众在为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历史巨变而感慨不已时,也对身处现代转型历史大潮中的自身有了进一步思考,从而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

二是以“诗”写“史”,追求民族心灵史的诗意表达。

写“史”的电影往往容易失之于“大”、失之于“糙”、失之于“硬”,而《远去的牧歌》却把“史”交给了“诗”,举重若轻、以小见大,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将历史浸润到饱满的细节中、融化到真诚的诗意中、流淌在浓郁的真情中、生动在散文化的结构中,实现了“诗”与“史”的辩证统一和有机融合。

从结构上说,影片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叙事蓝本,而是选取1980年的冬天、1990年的春天、2000年的夏天和2010年的秋天来支撑叙事,四个不同年代的不同季节有着深刻的象征意味,宛如这首“远去的牧歌”的四个乐章。这四个乐章虽然有着不同音色,但却保持着连贯的历史线索和情感线索,从而使得影片形散却神不散。

从细节和诗意上说,比如,开场罕见的暴风雪,哈山的遇难隐喻了传统游牧文化即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而暴风雪中降生的博兰古丽,这个名字的意思为“风雪之花”,则隐喻了她将是游牧文化的新生力量和希望,这为后来博兰古丽考上大学、回乡建设牧民新村埋下伏笔。胡玛尔告别猎枪、老马、鹰、坠崖的儿子,隐喻了对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告别。

转场时哈迪夏家毡房房顶那一窝燕子被移到拴马桩上,哈迪夏对燕子说:“我要走了,请原谅我。”孩子们对燕子的深情回眸,隐喻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赞颂和渴念。

从画面经营上说,影片既展示新疆令人惊叹不已的大美山川,也在这样的画面中注入了灵魂。影片开场巨大的暴风雪,不仅仅是自然景象的再现,更是对传统游牧文化将要受到巨大冲击的诗性隐喻。

三是饱含深情,写出了历史大潮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

历史感也罢,诗性书写也罢,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还是要通过人的命运来呈现。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吟唱“远去的牧歌”,如何在“牧歌的远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影片较为成功地塑造了时代变迁中个体的命运。胡玛尔和哈迪夏因为哈迪夏的丈夫哈山在暴风雪中遇难而结下矛盾,而在时代的“冬春夏秋”中交替的人生的“冬春夏秋”中,胡玛尔因为对哈山去世的歉疚而对哈迪夏关心照顾,哈迪夏也慢慢理解了胡玛尔,后来她让儿子把哈山用过的马鞭交给胡玛尔,象征她对胡玛尔的接受,最终两位老人并马走向牧民新村。两位老人感情的起承转合让人倍感温暖。

羊皮别克的出场是作为胡玛尔和胡玛尔们的对立面、也就是传统的对立面出现的。从1990年的那个春天开始,羊皮别克开始收羊皮,甚至连死羊都不放过,这让胡玛尔极为反感。在接下来的叙事中,羊皮别克收羊毛、收虫草,干着被胡玛尔视为不务正业的活儿,与传统游牧文化格格不入,但却慢慢地发家致富。

羊皮别克这个人物,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饱受质疑,也在质疑中走向成功。影片既反映了羊皮别克个人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人物的命运,折射了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以博兰古丽为象征的新一代,通过考大学走向地理空间和价值空间的远方,新与旧的冲突从隐喻变为现实。博兰古丽出生于暴风雪中,在走向远方又回归故里的选择中,串起了历史与未来,植根传统的“风雪之花”面向新时代“绽放”。

作为一部“艺术大片”,《远去的牧歌》将不会在观众的记忆中“远去”。(康伟 本文作者为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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